硅谷科技巨头的高管们在公共场合讲起话来，习惯于摆出哲学家的架势--“培育同理心”“以技术实现赋权”云云。谷歌公司2015年重组时还煞费苦心地把自己的口号从“不作恶”升级为“做正确的事”。好似在刻意说，直接谈生意是不妥当的，容易丢了硅谷范儿。
然而，事实如何呢？《华尔街日报》日前的一则长篇报道很说明问题--谷歌长期经营一个学术研究资助计划，希望在源头影响监管决策。报道说，过去10年来谷歌资助了数百篇研究论文，为其市场主导地位所面临的监管挑战辩护，每篇论文出资5000美元至40万美元不等。有那么几年，谷歌在华盛顿的管理者甚至会拟好学术论文“愿望清单”，包括每篇拟定论文的暂定题目、摘要和预算等，然后再去寻找作者。
这样的“定向”研究，与其说是学术，倒不如说是隐蔽游说。游说历来是美国政治中饱受诟病的一部分。如今，一贯持有优越感的科技巨头们正大举进入这个传统游戏。2015年，谷歌、脸谱、亚马逊、微软、苹果这五大科技公司在政治游说上的支出高达4900万美元。与之相比，美国五大银行当年1970万美元的“游说资本”显得有点寒酸。眼下被曝出的谷歌学术资助计划，进一步说明美国科技企业的游说技巧正越来越“娴熟”。
较之于在公众面前极力塑造的价值关怀，硅谷巨头们的游说诉求，体现的更多是“市值关怀”。反垄断、专利、贸易、税收等相关法规直接影响科技巨头们的收成，因此也是“游说重灾区”。据报道，谷歌出钱资助的所谓“学术”研究，主要是为以下观点背书--收集消费者数据是享受免费服务的公平交换、谷歌没有滥用市场主导地位将用户吸引到自身商业网站或广告客户、谷歌没有不公平地打击竞争对手
更有意思的是，《华尔街日报》这则揭露报道的来源是一个名为“问责运动”的组织，该组织是专门反对谷歌的维权组织，接受甲骨文公司等另外一些硅谷公司的资助，而这些公司恰是谷歌的竞争对手。由此足见，为了生意，硅谷巨头们的心思远远不止花在请人说好话上。
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，要想让美国公众相信华尔街的利益同他们利益一致，已变得越来越难，但硅谷的大型科技公司却依旧被普遍认为是“例外”。硅谷巨头的游说触角越伸越广，充分说明这些科技企业也是逐利的，其首要考虑是自身利益，而非公众利益。它们之所以被认为“例外”，与其一以贯之的“哲学家式”公关想必有不少联系。
今天，科技企业带来的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生活，但这不能成为硅谷科技巨头们以“特别”自居、逃避公众审视与政策监管的借口。早些时候，英国《金融时报》发表的文章曾针对弥漫硅谷的“例外主义”心态写道：“硅谷主要与自己对话”，“硅谷依然躲在一个认知泡沫内，不愿接触围绕垄断、隐私以及与科技相关的就业岗位流失的正当公众担忧，更别提自己的文化了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随着大型科技企业在现代社会的系统性影响力日渐上升，打破巨头们给自己虚设的光环，其必要性更为凸显。